生活中的传播学︱手机失联焦虑症的两种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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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3日，前摩托罗拉副总裁马蒂·库珀（Marty Cooper）用一台重约一公斤、名为DynaTAC的移动电话向贝尔实验室（他当时的竞争对手）打出了一通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喂，是尤尔吗？我是马蒂。我是用真正的手持便携式电话给你打过来的！”这通电话象征着世界上第一部移动手机的诞生。不过，当时这位“手机之父”应该怎么也想不到，这项发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更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实现了智能化的不断升级，从而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类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发达国家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基本达到70%以上，中国也上升至68%。智能手机几乎成为了每天生活的必需品，无论是工作出行还是休闲娱乐，它都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智能手机的确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好处，但是也引起了一些问题，譬如过度使用让用户产生依赖乃至上瘾。该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由此提出了当代24/7全天候文化背景下的“手机失联焦虑症”（nomophobia）。本文将对这种由技术依赖所产生的焦虑症进行理论剖析，探讨智能手机作为融入度极高的媒体通讯设备给人类心理和行为所带来的改变。
新型瘟疫的流行
一如今，智能手机早已不再只是用来通讯的功能性设备，它已经高度渗入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学习的信息获取、彼此之间的沟通社交，到衣食住行的选购支付和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它也已经深度辐射到人类生活的每一时段，从早上睁眼到睡前闭眼，一直陪伴在侧，寸步不离。但与其说手机陪伴着人类，不如说人类已经上瘾般地依赖上了这种移动设备，一旦离开就会产生高度不适的焦虑感。
“手机失联焦虑症”这一概念是在英国每日邮报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被首先提出，这篇报道在标题中指出“手机失联焦虑症”是21世纪的“瘟疫”，文中提出英国53%的手机用户会因为手机丢失、没电、欠费、连不上网而感到焦虑万分，并且会想方设法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2012年，英国另一项研究调查了1000名雇员，结果显示这个数据由53%上升到了66%。2013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44%的人睡觉时会把手机放在枕边，67%的人即使根本没有消息提示也会非常频繁地查看手机。这些数据都表明，很多用户已经对手机产生了依赖。
于是，一些学者开始通过严肃的学术视角来考察这种“手机失联焦虑症”，并将它定义为一种技术恐惧（techno-phobia），表示由于不能使用移动手机或其他可以联网的设备（如电脑）而产生的焦虑症状。其实，因为不能使用手机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不仅仅是焦虑，一些使用者还会感到无聊、沮丧、易怒或是严重的不安全感。“手机失联焦虑症”的临床表现包括不断产生使用手机的冲动，配备备用的联网设施，随时携带充电器，以及每当想起丢失手机的可能性就会感到巨大的焦虑感等等。
“手机失联焦虑症”的一个引爆点是手机本身的角色转变。手机已不再像刚刚出现的时候一样，只是个具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它本身具有特别的可供性（affordance），不仅仅能实现用户沟通联系、获取信息和娱乐放松等基本要求，还能够满足人们学习进步、挖掘潜力、实现自我突破、改善人际关系等更深层次的需求。随着它的功能逐渐强大，逐渐沾染情感，浸透人们的生活，用户就不可控制地开始对它产生依赖甚至迷恋。耶尔德勒姆等人在2015年提出，手机失联所带来的焦虑主要来自四个维度：（1）无法实现沟通需求；（2）无法和他人产生联系；（3）无法获取信息；（4）无法享受方便快捷的服务。当然，该焦虑症的危害性并不仅限于这些表面症状，有研究指出长期患有手机失联焦虑正会造成更加严重后果，比如学业和工作的失败，以及抑郁等心理疾病。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对手机的依赖沉迷将使焦虑症患者心态更加敏感，情绪更加脆弱，从而影响自尊心的树立，排斥真实社交生活，并降低生活幸福感。
本文接下来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手机失联焦虑症的两种主要研究取向，并借此更加深入地分析“手机失联焦虑症”的成因：其一是智能手机用户对“内容”的依赖，此依赖源于人类对社交的渴望和恐惧的矛盾；二是用户对“技术本身”的依赖，这种依赖使用户将手机看作一种自我延展的工具。
社交渴望和群体孤独
一人是害怕孤独的动物。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说，人们读书、交友、恋爱、结婚、宗教、信仰、工作、爱好、权力与金钱欲望都是为了分心，从而减少内心的孤独感。人类惧怕孤独，所以渴望社会交流。根据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人生而具备寻求感情依恋的本能。而2017年一项新研究对这个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不只会对人类产生依恋，对非人类的物体，比如移动手机也会产生类似于社会依恋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在设备不可用的状态下在心理和行为层面给予压力。因而，人对孤独的排斥产生了推力，将人推向社会互动，而人类之所以会对手机产生依赖甚至依恋，就是因为手机的可供性提供了拉力，使人很方便快捷地实现与人沟通的社会互动需求。现在，人们不需要走出房门就可以联系到天南海北的亲朋好友、工作搭档，社会互动的广度也在不断扩大，从原来的邻里社区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哪怕素未谋面的人也可以通过网络社群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于是，失去手机就意味着失去了跟社会的联系，克雷顿（Clayton）认为“手机失联焦虑症”的成因之一就是失去了靠手机来维系的延展社交圈，无法获知那里发生的一切对话、事件和经历体会。
致使用户对手机产生依赖的推力当然不止一种——面对面社交的不确定性、冲突的威胁和场面的不可控性也是另外的推力，这些因素都使人倾向于选择虚拟环境的可控社交。人们喜爱成竹在胸的掌控力，著名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将其称之为“金发女郎效应”（Goldilocks effect），指凡事皆要有度，超越极限就会带来负面效果。在手机社交应用所营造的虚拟社区里进行交谈和沟通是可控的、适度的。特克尔曾问受访者为何不当面交谈，人们答道：“因为面对面交谈是实时发生的，你没法控制你要说什么。”也就是说，虚拟社交可以提供巨大的空间让人们自我修改、自我呈现，通过措辞、修图，花更多的时间装饰自己，让最后从短信、社交主页或者其他网络渠道和平台呈现出来的声音、形象和气质不多不少刚好适度。这样可以控制的社交能够给人们带来具有迷幻作用的效果，使他们沉迷于改善自我形象、促进社交体验、提升社交效率的感受之中。
于是，由智能手机联网创造的虚拟网络社交其实取代了传统意义的面对面社交，在“手机失联焦虑症”的早期研究中，学者们指出很多人认为面对面社交更具有威胁性，更容易使人焦虑恐慌。相较而言，虚拟社交能带给人舒适感和安全感，它就像给人提供了一副精心打磨的美好面具，戴上以后就是完美化的“理想自我”。这样的社交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社会交流的渴望和逃避孤独的需求，更在无形之中使人们的自我形象得到美化，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就感。说得更简单一点，智能手机完成了一种现实逃避，一旦失去了手机，就失去了逃避的可能性，人们会迅速暴露在要么切断联系，要么选择面对面社交的两难处境之中。
很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本是为了寻求陪伴逃离孤独而寄希望于手机，企图通过手机提供的网络世界获取人情和关爱，但现实情况却是，人类一步步深入网络世界，以至于开始逃避真实的人际交往，转而开始迷恋完全虚拟的人际关系。这也能够解释现在由人工智能发端的手机应用如《恋与制作人》和电视作品如《黑镜》（Black Mirror）迅速走红的现象。特克尔在其著作《群体性孤独》中就提出，日益发达的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是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人类本身。人们对人际关系有所期待，但是由于内心的脆弱转而投向只会带来安全感、舒适感而非冲突或威胁的科技产品，如社交网站、模拟养成游戏或是社会性机器人。特克尔指出，这是因为技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正是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脆弱，害怕孤独又渴望亲密，所以借助技术营造幻境，在可控的范围内享受这种虚拟的关心和陪伴。事实本质却是，人们是越来越幸福美满还是越来越孤独脆弱，我们不得而知。
情感科技和自我延伸
一移动智能手机作为现代通讯技术的代表产物，不仅仅是冰冷的科技，很多学者将之称为“情感科技”（affective technology），意指其很多功能和用户的情感生活紧密相连。例如，有研究指出，用手机给朋友或是亲人发短信、打电话能够满足传达爱意（affection）的心理需求，也能让用户感受到归属感（belonging）。不仅如此，还有学者指出，手机相当于一个舒适圈的存在，使用户增强自信心和安全感。金等人在2013年验证“手机失联焦虑症”的文章中指出，研究对象在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上网或其他活动时，感到更自信，更安全，并且能够缓解他们的紧张感。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的大二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手机就是他“心灵平静的奥秘所在”（a peace of mind），只要手机的电池满格，他就不会感到焦虑和压力。
由此可见，手机作为一项科技产品，不像是汽车或是充电器等凭借可供性满足有限功能的工具，它更像是一本日记，一个老友，深度融合在使用者的生活之中，与其情感产生共鸣。这个情感共鸣的过程中包含着自我概念的更新和转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产品浸入用户的生活体验，一些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文献指出，这是一个“产品关联用户自我”的现象，即产品通过提升用户的生活体验，或是体现其重要价值，从而被使用者接受，产生认同感，并内化成为用户自我身份的一部分。用更为学术的概念来阐释这种现象，即称为“自我延展”(self-extension/self-expansion)。早在1988年，美国心理学家贝尔克（Belk）便提出了自我延伸的概念。他指出个人财物会被所有者有意或无意地视为自我的延伸，这些物品不仅仅影响着人们如何生活，也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成为怎样的自我。
1996年，一些学者又提出了自我扩展模型，他们认为人们有扩展自我的内在动力，总是想要了解更多，完成更多，追求生命的“完整性”（wholeness）。为了达到这种完整性，人们不断寻求个人和社会资本的累加，以及更加丰富的自我身份以换取更大的成就感。通俗来说，这就是人类在生活中不断寻找“存在感”的表现，想要在这个浩大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便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扩大物质基础、丰富内心世界，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自我提升的过程本身便会带来一种上进感和满足感。
但有时光凭人们自身力量很难达成某一些自我延展，而手机作为一种情感科技，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自然而然和人类情感产生紧密的联系，影响人们沟通、消费、娱乐、经历、记忆和自我呈现的方式。一些学者认为，手机作为一种财物，其所有权作为物质基础的一部分为用户带来了自我延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手机所触发的记忆在自我延展中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通过拍照、通讯、社交平台等功能记录了用户生活的点点滴滴，标示着过去的自我，也为现在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提供了参考价值。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手机通过塑造自我概念以及提升主观幸福感来参与用户的自我延展。举个例子，很多手机用户通过使用微信朋友圈发布个人状态，这些状态经过积累就完成了用户的自我形象塑造。其次，幸福感可以来自使用手机玩手游的快感、用美颜相机修图的满足感以及即时聊天的快捷感，这些都有益于用户的心理健康。所有的这些合并起来就是一段零散却系统的“手机印象”，加深了用户对手机的依赖和信任。
另外，手机等新兴科技所能带来的自我延展别具独特之处。贝尔克在2013年的文章中指出，数字技术给自我延伸带来了五大改变：（1）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自我延伸向虚拟产品扩张，逐渐取代可触的实体物质；（2）形象重构(re-embodiment)，社交网站、相亲网站、网络游戏等都在挑战用户的实体形象，用角色、图片、视频等元素进行解构和重建；（3）自我暴露与分享(sharing)，数字技术使我们更加开放自己的个人信息，更热衷于分享信息；（4）自我形象共塑(co-construction of self)，自我形象不再是由个人塑造的，而是通过互动与他人共同塑造而成；（5）记忆数据化(distributed memory)，用户通过硬盘、网盘等技术设备将记忆外包，原本由个人完成的私密记忆现在可以完全交给机器。
总的来说，在自我延展的理论框架下，手机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身份延展的需求，让他们走向更完整更广阔的自我。由此，当人们越发不可控制地使用手机创建自我、外包记忆并完成和他人的互动交流，他们便不可避免地对手机产生愈加重度的依赖。他们依赖的不再是设备本身，而是由设备所延伸出来的自我。对这些用户而言，一旦失去了手机就会像失去了大半个自我，他们也自然成为了“手机失联焦虑症”的重度患者。
总 结
一“手机失联焦虑症”作为21世纪的新型瘟疫，正在控制用户的潜意识，使其产生沉迷和上瘾等心理状态。本文主要介绍了该焦虑症的概况，包括它的源起、定义、规模和后果。随后，本文更加深入地从两个研究取向分析了它的产生原因。其一，由于排斥孤独，人类产生了对社交的渴望，而手机提供的虚拟社交平台和模式完美契合用户的心理需求，也逐渐使人产生依赖和迷恋。其次，用户也体现出对技术本身的依赖，也就是将智能手机及其衍生出的所有技术痕迹作为自我身份的延伸和扩展。对于这部分用户而言，失去手机的焦虑便来自于与网络虚拟自我失联的恐惧，因为很大程度上，网络上的自我比起现实中的自我更加理想、美好、丰富和自由。“手机失联焦虑症”的相关研究在国内仍属于起步阶段，文献相对比较匮乏，也许值得传播学研究者进行一些尝试。
[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7JT001）]
（董晨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段采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此文源自《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3期第40—43页，转载需授权。
如转引请标注：
董晨宇、段采薏：《我的手机哪里去了 手机失联焦虑症的两种研究取向》，《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3期，第4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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